稍早他拿来写东西的蓝圆珠笔,此时躺在报上字谜游戏的右边。阁楼里狭窄凌乱,男人一动不动地坐在矮桌前的破木椅上,顶头悬着垂着长穗的黄色圆灯罩。灯罩的布料因年深日久而退色,旧灯泡泛着微弱昏黄的光。
  屋里很静,却非无声——屋中其实有三个人在呼吸,屋外更隐隐传来模糊而无法辨识的低响,那声音也许是远方公路上的车流,是遥远的海潮,抑或是大都市里百万人口在睡梦中发出的声息。
  阁楼里的男子穿着米色夹克、灰色滑雪裤、机织的黑色套头毛衣和棕色滑雪靴。他蓄着一大把修剪整齐的胡子,颜色比他整齐地往后梳理的头发略淡。他的脸很窄,侧面棱角分明,五官突出。在他那充满怨恨及顽强的冷峻面容下,有着近乎童真的神情,看来脆弱无助而惹人心疼,同时又隐隐透着一丝狡黠。
  男人有着湛蓝色的眼睛,眼神虽然静定,却茫然失焦。
  他看起来就像个突然变老的小男孩儿。
  男人已经这样静静不动地坐了快一个小时了,他的手放大腿上,两眼呆滞地望着退色的大花壁纸。
  然后他站起来穿过房间,打开衣柜,抬起左手,从架子上取下一样东西。那是个扁长的物件,用滚着红边的白色厨巾包着。
  一把插在步枪上的刺刀。
  男人抽出刺刀,小心翼翼地拭掉黄色的枪油,然后放入泛着青光的钢鞘里。
  男人虽然体形高壮,动作却异常迅捷轻柔,他的双手与眼神一样坚定。
  他拉开皮带,把刺刀插入皮套的开口里,然后拉上外套拉链,戴上手套和格子呢帽,离开了房子。
  木梯被他踩得嘎吱作响,但男人的步履却是轻盈无声。
  屋子又小又旧,栖踞在小丘顶上。这是一个风高夜寒、星月无光的夜晚。
  戴呢帽的男人绕过屋角,游魂般地走向屋后车道。
  他拉开黑色大众车的左前门,坐到方向盘后,然后调整刺刀,让刀子靠在自己的右大腿边。
  接着他发动车子,打开车前灯,上了公路往北驶去。
  小小的黑车在暗夜中疾驰,仿佛是不受重力影响的太空飞船。
  道路两旁的建筑逐渐密集起来,笼罩在灯光下的城市渐渐浮现,看来巨大而荒凉。城市里除了钢铁、玻璃和水泥筑成的坚硬冰冷的外表,所有的生命都消失不见了。
  值此深夜,就连市中心的街道上也了无人迹,只能偶尔瞥见出租车、救护车和巡逻车的影子,此外便是一片死寂了。一辆黑白相间的巡逻车从他眼前呼啸而过。
  信号灯周而复始地由红转黄、转绿、转黄,然后再转回红灯,却是了无意义。
  黑车严守交通规则绝不超速,它在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放慢速度,乖乖地在每个红灯前停住。
  车子沿着瓦萨路,行经中央车站和新落成的希尔顿旅馆,然后往左开到北铁广场,继续沿索尔街北行。
  广场上立着灯饰缤纷的树,五九一路公车停在公车站上。
  一轮新月悬在圣埃里克广场上方,波尼亚大楼上的蓝色霓虹指针显示时问是一点四十分。
  此时此刻,车里的男子刚好满三十六岁。
  男人接着往东走,顺着欧丁路驶过无人的瓦萨公园,和公园中冰冷的白色街灯,以及千万棵叶落枝枯的树枝投下的综错黑影。
  黑车右转,沿着达拉街往南开了一百二十五码,然后刹住停车。
  男人故意把两个轮子停在伊斯曼牙科中心阶梯前的人行道上。
  他踏入夜色,关上身后的车门。
  这是一九七一年四月三日,星期六。
  这一天刚刚过了一小时又四十分钟,目前还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第二章
  一点四十五分,吗啡失效了。
  他十点前才打过一针,换句话说,吗啡的止痛效果维持了不到四个小时。
  痛感零零散散地又回来了,先是左横膈膜开始疼痛,几分钟后,右边也痛了起来,接着扩散到背部,一阵阵传遍全身。
  疼痛来得又急又锥心刺骨,像贪婪的秃鹰在啃啄撕扯他的内脏一般。
  他躺在高窄的床上,凝视着夜灯及映在白水泥天花板上的幽光,这些阴影形状怪异,跟病房一样冰冷而令人厌烦。
  天花板不是平的,而是弯成两道浅拱,让人感觉离它十分遥远。天花板确实也挺高的,超过十二英尺,跟大楼里的其他东西一样式样陈旧。他的病床摆在石头地板的正中间,除此之外,房里只有两件家具:一个床头柜和一把直背木椅。
  房间窗帘并未完全拉拢,而且窗户微微开着,冬舂之交的夜风从两英寸宽的缝隙吹入房里,屋中的空气寒凉而清新,可是他还是觉得床头柜上腐烂的花儿和自己的病体传出的气味令他窒息想吐。
  他并没有睡着,只是清醒无比地默默想着一件事——止痛剂的药效就快过去了。
  打从值夜班的护士咚咚地踩着木鞋出门沿着走廊走远后,已经过一个小时了,之后除了自己的呼吸声外,他就再也没听见别的声音了。也许他还听到了自己忽快忽慢的脉搏,这些声音实际上无法辨识,只是出于他的想象而已,刚好配合着他对疼痛与死亡的畏惧。
  他向来是个硬汉,无法忍受别人的错误或软弱,而且从来不肯承认自己将来也会有衰老或糊涂的一天。
  现在他又怕又痛,觉得自己受到了背叛但手足无措。在为期数周的住院中,他的感官变得异常敏感,对各种形式的疼痛敏感得近乎反常,一想到要打针,想到护士每天抽血时会把针刺入他的胳膊,他就忍不住发颤。而且他很怕黑,无法忍受独自一个人待着。他开始聆听自己以前从未注意到的声音。
  医院里的各种检查——讽刺的是,医生把它们称为“研究”一一搞得他疲惫不堪,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的身体越差,对死亡的恐惧就越强烈,最后恐惧占据他整个心思,使他觉得自己浑身赤裸裸,紧张得只能顾得了自己。
  窗外传出细小的声音,大概有动物穿过枯萎的玫瑰花圃吧,是田鼠? 剌猬? 还是猫? 不过刺猬好像会冬眠?
  他觉得一定是动物弄出的声响,同时又不自由主地抬起左手去找绕在床柱上以便他取用的呼叫铃。
  可是当他的手指划过冰冷的床架时,一阵痉挛痛得他直颤抖,呼叫铃一下子滑开了,“咚”一声掉在地上。
  那声音让他稍稍镇静下来。
  如果他拿到呼叫器,按下白色按钮,那么他病房门上的红灯便会发亮,很快夜班护士会咚咚咚地拖着木底鞋从值班室跑来。
  他虽然害怕,但自尊心也很强,他很庆幸自己没去按铃。
  否则夜班护士一定会进房开灯,不解地看着可怜巴巴地躺在病床上的他。
  他又静静地躺了一会儿,感到疼痛逐渐退去,接着又突然剧痛起来,就像有个疯狂的司机驾着火车在他体内乱窜一样。
  他突然觉得内急,需要小解。
  其实他床边有个尿瓶,就塞在床头柜后的黄塑料垃圾桶下,可是他不想用尿瓶。医生说,如果他愿意的话,随时可以起身。有位医生甚至认为稍做走动会对他有益。
  他觉得还是爬起来开门走到走廊对面的厕所比较好。这件事可以让他分神,强迫他暂时先想点儿别的事。
  他把毯子和床单推到一边,撑起身体在床沿坐了几秒钟,双脚悬在半空中。他一边整理白色睡袍,一边听到身下的塑料床罩簌簌作响。
  他轻手慢脚地爬下床,直到汗湿的脚底触到冰凉的石地。虽然他的鼠蹊及大腿上都缠着大片的绷带,但还是试着站直身躯。成功了。他身上还穿着昨天动脉造影后的塑料紧压衣。
  他把脚套人放在桌边的拖鞋里,小心地一步步走向门边。
  他将第一层门往里拉,把第二层往外推,然后穿过漆黑的走廊进入洗手间。
  上完厕所后他用冷水洗手,然后转身回去,并停在走廊上倾听。夜班护士的收音机里隐约传出模糊的声响,他身上又痛起来了,疼痛再次掀起他的恐惧。他心想,也许可以过去请护士给他几粒止痛剂,虽然没什么特殊效用,但反正她还是得打开药柜,拿瓶子倒果汁给他。拿过止痛剂后,他就可以清静一阵子,不会有人来烦他了。
  办公室离他大概有六十英尺,他慢慢地走,睡袍在他的小腿上拍打着。
  值班室的灯亮着,但里头没人,只有夹在两个半满咖啡杯之间的晶体管收音机兀自播着小夜曲,值班护士和勤务兵一定是去别的地方忙了。
  房间开始摇晃,他只好靠在门上站稳,一两分钟后,等感觉好了些,才又慢慢地穿过昏暗的走廊回到自己房间。
  房门跟他离开时一样微微开着,他仔细地将门关上,走了几步来到床边,脱掉拖鞋,手脚冰凉地回床上把毯子拉到脖子上。他瞪大眼睛静静躺着,觉得疼痛又在身上疾窜了。
  房里好像有点儿不太一样,天花板上的阴影起了一些变化。
  他几乎是立刻觉察到的。
  但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他把目光移到空荡的墙上,然后转头往右望向窗户。
  他很确定自己离开房间时,窗子是开着的。
  可是现在却关上了。
  他心中一慌,连忙抬手去拿呼叫器,可是呼叫器不在原处。
  他忘了把电线和按钮从地上捡起来了。
  他的手指紧扣在原本缠放呼叫器的铁管上,眼睛死盯着窗口。
  两片长帘子之间的仍然是两英寸宽,但垂挂的模样已不像之前,窗子也关上了。
  会不会是医院里的人进来过?
  可能性似乎不大。
  他全身冷汗直流,睡衣湿冷地贴在他敏感的肌肤上。
  他惊惊颤颤,眼睛片刻不离地看着窗口,从床上坐起来。
  帘子一动不动地垂着,但他很确定后面站着人。
  是谁? 他心想。
  会是谁?
  接着他闪过一个念头:这一定是他的幻觉。
  他摇摇晃晃地站到床边,光脚踩在石地上。他踉跄两步走向窗口,然后停住,微微弯着身体,两唇猛然抽搐起来。
  躲在窗后的男人右手一挥,掀开帘子,左手同时抽出刺刀。
  长长的刀刃上泛着冷光。
  穿夹克及格子呢帽的男子火速欺身上前,然后站定,他两腿分开,身子拉得又长又直,将刀子举过肩头。
  生病的男子立即认出对方,他张嘴想叫。
  刺刀沉重的手柄立即击中他的嘴,他的嘴唇登时裂开,门牙应声而断。
  那是他最后感觉到的事了。
  接下来的事发生得极快,一切都在瞬息之间。
  对方一拳击在他肋骨下的右横膈膜上,接着刺刀整个刺入,直没刀柄。
  病人依然站着,头往后仰,这时穿夹克的男子第三次举起刀,一刀从他的左耳划到右耳,切开了他的咽喉。
  割开的气管里冒出啵啵的气泡。
  此后就再也没有别的声音了。
                第三章
  周五夜晚,斯德哥尔摩的咖啡馆里应该挤满欢度周末的人群才是,然而今天却不同,原因其实很简单。过去五年来,餐厅的价格涨了整整两倍,一般工薪阶级连一个月出来吃顿饭都负担不起。餐厅老板怨声连连,大叹生意难做。那些没把餐厅改装成廉价酒吧或迪斯科舞厅以招揽年轻消费群的餐厅老板,靠吸引更多出手大方、持信用卡的商人来维持:商人就是喜欢在丰盛的餐桌上谈生意。
  旧斯坦的“太平岁月”也好不到哪儿去。时间很晚了——准确说,已经是周六了——但刚才的一个小时里,一楼餐厅内只有两位客人。客人吃完牛排后,现在正在凹室旁的餐桌边喝咖啡和水果酒,并且低声交谈。
  两个女招待坐在入口对面的小桌边折餐巾。年轻的那位一头红发,满脸倦容。她站起来扫了一眼吧台上的时钟,然后打着呵欠,拿起一条餐巾走到凹室的客人身边。
  “吧台打烊之前,两位还要点些什么吗? ”姑娘问道,同时拿着餐巾把桌布上的烟灰擦净。“要不要再来一点儿热咖啡呀,组长? ”
  马丁.贝克没想到被姑娘认出时,自己竟会有点儿得意。
  通常他只会觉得讨厌而已。身为警政署凶杀组组长,马丁·贝克多少也算是公众人物,但他已经很久没在报纸或电视上出现了,女招待会认出他,大概是因为这间餐厅已经开始把他当成常客了吧。应该是这样的。迄今为止,马丁·贝克已经在这附近住了两年,偶尔出来吃饭时,多半会跑到“太平岁月”用餐,不过像今晚这样有人陪他吃饭的情况,倒是不常见。
  坐在他对面的是他女儿英格丽。英格丽十九岁了,撇开女儿的金发和父亲的深色头发不说,父女俩其实长得极像。
  “还要咖啡吗? ”马丁·贝克问。
  英格丽摇摇头,女招待离开去准备账单。马丁·贝克从冰桶里拿出装水果酒的小瓶子,把剩下的酒倒进两人的杯子里。
  英格丽啜着自己的酒。
  “我们应该经常这样。”她说。
  “喝水果酒吗? ”
  “嗯,挺好喝的。不是,我是指我们应该多聚一聚。下次我请你到我那儿吃晚饭,你还没去看过我在柯洛斯特路的住处呢。”
  英格丽在父母离婚前三个月便搬出来了。马丁·贝克有时会想,要不是受到女儿鼓励,只怕他不会有勇气跟英雅分手,结束这段有名无实的婚姻。英格丽在家里很不快乐,高中还没毕业就搬去跟朋友住了。现在她在大学念社会学,最近才在石得桑找到一间套房,虽然目前还是跟人转租的,不过将来应该可以自己承租下来。
  “妈妈和洛夫前天来看我,”她说,“本来我想也把你拉来,可是找不到你。”
  “我在奥利布鲁待了两天。他们还好吧? ”
  “好得很。妈提了一大箱行李,毛巾、餐巾,连那个蓝色的咖啡机都带了,其他还有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哦,我们谈到洛夫的生日,妈希望我们能去跟他们吃晚饭,如果你排得出时间的话。”
  洛夫比英格丽小三岁,两人性情迥异,却一向合得来。
  红发女招待送来账单,马丁·贝克付过账,把酒喝干,他看看表,只差几分钟就一点了。
  “走吧? ”英格丽说,她一口把最后几滴水果酒喝掉。
  父女俩沿着厄斯特蓝路往北走,夜空繁星闪动,空气清新冷冽,两名酒醉的青少年吵吵嚷嚷着从杜肯街走出来,喧闹声在古老的大楼之间回荡。
  英格丽挎着父亲的胳膊,配合他的步子走着。高瘦的英格丽有双长腿,马丁·贝克觉得她实在太瘦了,却老听到她吵着说要减肥。
  “你要不要上来坐一下? ”两人往科曼多克的小丘走去时,马丁·贝克问道。
  “好啊,不过我只上去叫一下出租车,很晚了,你该睡觉啦。”
  马丁·贝克打了个呵欠。
  “我的确是挺累的。”
  有个男人蹲在圣乔治和巨龙的雕像下似乎睡着了,他的前额搭在膝盖上。
  英格丽和马丁·贝克经过时,男人抬起头,提高声音语焉不详地嘟嚷了几句,然后伸直腿,下巴往胸前一垂,又睡着了。
  “他不是应该去收容所睡吗? ”英格丽说,“外头很冷呢。”
  “迟早得去吧。”马丁·贝克说,“如果那儿有房间的话。不过我已经很久不管醉汉的事了。”
  两人默默地走到科曼街。
  马丁·贝克想到二十年前的夏天,自己还在尼古拉管区当巡警的情形。斯德哥尔摩当年不比今日,旧斯坦曾是个如诗的田园小镇,那时的醉鬼、穷人当然比现在多,但政府大力清除贫民区,重建小镇住宅,租金涨到老房客再也负担不起之后,住在这里反而成了一种时尚,而他自己现在也是少数特权分子之一了。
  父女俩搭电梯来到顶楼,这是他们在翻修大楼时加盖上去的,是旧斯坦中少有的顶楼。公寓的设计非常现代,包括客厅、一个小厨房、浴室,和两问窗口朝东、面向一大片庭院的房间。
  一大一小的房间很暖和,有深宽的凸窗和低矮的天花板,第一间房摆着舒适的安乐椅和矮桌,而且有个壁炉;里面房间有张大床,大床边全是架子和橱柜,窗边有张大书桌和成排的抽屉。
  英格丽外套也不脱就走到房间书桌,拿起听筒打电话叫出租车。
  “不留一会儿吗? ”厨房里的马丁·贝克喊道。
  “不了,我得回家睡觉,我累死啦,你还不是一样。”
  马丁·贝克没提出抗议,他突然觉得很困,不过一整晚他都在打呵欠,刚才父女俩跑去看特吕弗的《四百下》时,好几次都快睡着了。
  英格丽终于叫到出租车了,她走到厨房,亲吻父亲的脸颊。
  “谢了,今晚很开心,如果最近不再见面,咱们就在洛夫的生日当天碰面吧。好好睡一觉吧。”
  马丁·贝克送女儿上电梯,低声说再见,看电梯门关上,然后回到自己的公寓。
  他从冰箱里拿出啤酒倒人大玻璃杯,进房把杯子放到书桌上,然后走到壁炉旁的音响边,挑了一张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放到唱机上。这栋大楼非常独立,马丁·贝克知道就算音量开得很高也不会影响邻居。他坐在桌边喝着啤酒,冰凉清爽的啤酒将水果酒的甜腻全冲掉了。他把滤嘴套到烟上,咬在两排牙齿之间,然后擦燃火柴。马丁·贝克用手支着下巴,望向窗外。
  春夜深蓝的星空罩在院落上方,屋顶上泛着青光,马丁·贝克听着音乐,任思绪自由奔腾,心中无限地轻松自足。
  他将唱片翻面后,走到床边的架子,拿下一艘完成一半的飞云号帆船模型,慢慢做着桅杆和撑帆的长柱。他弄了一个多小时后,才把模型摆回架子上。
  马丁·贝克一边更衣,一边自得地欣赏自己做好的两具模型——短衫号及教练舰丹麦号。不久飞云号就只剩下船索的部分了,这是难度最高也最烦人的地方。
  他赤身走出厨房,把烟灰缸和啤酒杯放到水槽边的整理台上,然后熄掉所有灯,仅留下枕头边的一盏。马丁·贝克关好卧室门回到床上,调整时钟,指针指向两点三十五分。然后他检查闹铃的按钮开了没。但愿今晚没事,这样他就可以睡到自然醒了。
  库尔特.贝延格伦的《汽船结构》躺在床头柜上,马丁·
  贝克快速地翻看,看着以前曾经仔细研究过的照片,偶尔读一
  小段解说文字,看看图片说明,重温旧梦一番。书很厚,并不
  适合在床上阅读,不久他的手就被书压酸了。他把书放到一边,
  伸手关掉床头灯。
  这时电话响了。
                第四章
  埃纳尔·勒恩已经累得快虚脱了。
  他已连续工作了至少十七个小时,此时正站在国王岛街警局的刑事组办公室里,看着一名出手打伤朋友的男人哀嚎。
  也许“男人”这两个字有点儿言过其实,因为这个金发披肩的十八岁男孩儿基本上只算个大小孩儿。他穿着艳红的Levi’s 牛仔裤和棕色的小山羊皮夹克,夹克背面印着LOVE四个字母,字母四周还点缀着粉红、深紫及淡蓝色的花朵。男孩的靴子上也有花朵和文字,再看详细点儿,那儿写着“和平”
  和“玛姬”。夹克的袖口上精巧地缝着柔长的真发。
  让人怀疑是不是把人的头皮削下来缝上去的。
  勒恩也想哭,一来他实在累了,但主要还是为犯人感到难过( 而不是受害者) 。最近他常遇到这种情形。
  披着一头秀发的年轻人意图杀害一名毒贩未果,但警方已将他列为二级故意伤人的重大嫌犯了。
  勒恩从下午五点就开始追查这个人,也就是说,他得跑遍美丽的斯德哥尔摩各区,到至少十八处毒贩出没的地方一一搜查,那些地方龌龊无比,一个比一个脏。
  这一切,全是因为某个在玛丽广场把毒品卖给高中生的王八蛋头上被敲了个包而已……好吧,那个“包”是被铁管敲出来的,而且铁管还敲断了,但毕竟只是个包嘛,勒恩心想。
  这个浑蛋害得他加班九小时,等到他回到法灵比的公寓时,就变成十小时了。
  不过事情总是好坏参半,今天的好处就是可以多赚外快。
  埃纳尔·勒恩是拉普兰人,生于阿耶普洛,娶了一个拉普兰姑娘。他并不特别喜欢法灵比,可是他很喜欢住处的那条街名:拉普兰街。
  勒恩看着值班的年轻同事签收转交犯人的单据,然后把长发青年交给两名警卫。警卫将犯人押进电梯,带到三楼的登记处去。
  转交单上写着犯人的姓名,单子背面通常会由值班警员写上适当的描述。例如“凶暴成性,一次又一次去撞墙,结果受了伤”,或是“无法管控,撞到门受伤”,甚至只是单纯地写着“跌倒受伤”。
  诸如之类。
  门开了,两名巡警架着一名年纪稍大、留着灰胡子的男人走进来,三人穿过入口时,其中一名巡警在犯人肚子上捶了一拳。犯人弯身哀叫,听起来像是狗吠。两个值班的警员依旧不为所动地慢慢翻着公文。
  勒恩厌恶地看了巡警一眼,但什么也没说。
  然后他呵欠连连地看着表。
  两点二十七分。
  电话响了,其中一名警员拿起电话:
  “是的,刑事组,我是古斯塔夫松。”
  勒恩戴上毛帽朝门口走去,他的手刚摸到门把时,那个叫古斯塔夫松的人喊住他。
  “什么? 等一下,喂,勒恩! ”
  “干吗? ”
  “有事儿。”
  “又怎么了? ”
  “萨巴斯贝里出事了,有人被打死了吧,电话里这家伙也搞不清楚。”
  勒恩叹口气转过身,古斯塔夫松把遮在听筒上的手拿开。
  “这边有位制暴组的同事,是我们的主力战将,这可以吗? ”
  一小段停顿。
  “是的,是的,我可以听见你讲话。很可怕,是的。你现在究竟在哪儿? ”
  瘦瘦的古斯塔夫松三十来岁,为人冷漠坚毅,他听着电话,然后又用手遮住听筒。
  “他在萨巴斯贝里医院中央大楼的主要人口,显然需要帮忙,你去吗? ”
  “好吧。”勒恩说,“我去好了。”
  “要不要找人送你过去? 那辆警务车好像有空。”
  勒恩同情地看着两名巡警,然后摇摇头。这两人又高又壮,身上配着枪,皮套里还插着警棍,那犯人软趴趴地瘫在他们脚边。两人用又羡慕又愚蠢的眼神看着勒恩,满脸期待能荣获重用。
  “不必了,我开自己的车去。”勒恩说完转身便走。
  勒恩并不是警局的主将,此时此刻,他觉得自己连小兵都算不上。有些人觉得他很干练,也有人认为他表现平平。可是尽管如此,经过多年辛勤的工作后,勒恩毕竟也成了制暴组的成员。用小报的说法,这算是货真价实的警察了。他一脸温良谦让,有个红红的酒糟鼻子,正值壮年,因久坐办公桌有点儿发福——就凭这副德行,众人也不会有别的想法。
  勒恩开了四分钟又十二秒,来到指定地点。
  萨巴斯贝里医院盘踞在一大片长方形的坡地上,主要大楼北邻瓦萨公园,东侧沿着达拉街、西侧顺着索尔街而建,大楼的底部被感化院湾伸展过来的新桥截断了。一间煤气工厂的红砖大楼从索尔街的蔓延过来,在角落边占据了一块地方。
  医院的名称取自旅馆老板瓦伦特·萨巴斯。十八世纪初,萨巴斯在旧城拥有罗斯托克和雄狮两家旅馆,他在这儿买了地,还在池子里养鳄鱼,后来池子干涸或被填掉之后,萨巴斯在这里开了家餐厅,一七二零年他辞世前,总共经营了三年。
  萨巴斯去世十年后,地上挖出了矿泉水,两百年的矿泉旅馆后来慢慢就变成医院和救济院了,如今这栋建筑则蹲踞在一栋八层楼高的养老院阴影处。
  原来的医院是一百多年前盖在达拉街侧边的石地上的,包括许多由覆顶通道相连而成的棚子,有些旧棚子如今还在使用,很多最近才拆掉换新,原有的通道系统现在也已转到地下了。
  园区尽头有许多作为养老院的旧大楼,还有座小教堂,花园的草坪树篱及碎石道问有栋避暑别墅。别墅漆着白边,圆圆的屋顶上有个尖儿,前面一大排树从教堂延伸到路边的旧警卫室。教堂后面地势较高,不过到了索尔街上面便不再爬升,地面在悬岩和对面的波尼亚大楼之间弯行。这里是院区中最安静、人迹最少的地方。医院的主要入口设在有百年历史的达拉街上,这是一百年前盖的,新的中央大楼就设在入口旁边。
                第五章
  巡逻车顶的蓝灯闪映在勒恩身上,让他觉得自己跟鬼一样。只是他没想到待会儿情况会更糟。
  “发生什么事了? ”他问。
  “还不清楚。总之很恐怖。”
  这位巡警看起来非常年轻,他语气自然,怀着同情,眼神却充满了困惑,而且好像连站都站不稳。他左手扶着车门,右手慌张地抚着枪柄,勒恩十秒钟前刚到时,还听到他松了一大口气。
  勒恩心想,这孩子在害怕呢。勒恩安慰他说:“我们待会儿就知道了。尸体呢? ”
  “那地方不好找,你跟我的车去吧。”
  勒恩点点头返回车里,尾随蓝色的闪灯绕过中央大楼,在院区里弯行。巡逻车在三十秒内向右转了三次,向左转了两次,然后在一栋黄墙黑顶的矮长建筑前停住。这栋大楼看起来非常古老,破旧的木门上有盏明灭不定的灯,灯泡外罩着老式的乳白色玻璃球,在黑夜中几乎起不了作用。巡警爬下车,站姿跟先前一样——手扶车门和枪柄,好像这样可以抵挡黑夜及待会儿要看到的事似的。
  “在那儿。”他说,同时戒备而恐惧地看着双层木门。
  勒恩按捺住呵欠,点点头。
  “要不要我去找更多人来? ”巡警问。
  “再看看吧。”勒恩好脾气地重复道。
  这时他已经走上台阶推开右侧门了,门吱吱呀呀地响,因为门链久未上油。他又上了几级台阶,看到另一道门,门后是灯火暗淡的走廊。宽长的走廊天花板极高,贯穿了整栋大楼。
  走廊一侧是私人房间和病房,另一边显然是准备作洗手间、寝具柜及检查室用的。墙上有部黑色的老式付费电话,打一次只要十欧尔(瑞典货币,一克朗等于一百欧尔)。勒恩盯着一个椭圆形的珐琅白盘,盘子上简单地写了两个字“艾玛”,然后他转头看着前面四个人。
  其中两名是穿制服的警察,其中一个矮壮结实,两腿又开站着,手垂身侧,两眼直视前方,左手拿着一本打开的黑皮笔记本。他的同事低头靠在墙上,看着铁架上的珐琅洗脸盆,洗脸盆上有个老式的黄铜水龙头,勒恩在九小时的加班过程中所遇到的年轻人,大概就属这个年纪最小了。他虽然穿戴了货真价实的警察皮夹克、肩带,而且还配着武器,可是看起来却像个冒牌货。一名戴眼镜的灰发妇人瘫在藤椅上,眼光呆滞地望着脚上的白色木底鞋。她穿着白护士服,苍白的小腿上布满丑陋的静脉瘤。第四位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此人一头黑色卷发,正紧张地咬着指关节,他也穿了白外套和木底鞋。
  走廊上的气味很难闻,飘着消毒水、呕吐物,或者是药品的味道。也许三者都有。勒恩突如其来地打了个喷嚏,他想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鼻子,但迟了一步。
  唯一对喷嚏声有反应的人是拿着笔记本的警员。他没说什么,只是指着一道淡黄色的门,还有打好字放在金属框里的白卡片。门没全关,勒恩轻轻将门拨开,里面还有一扇门也是半开着,不过这道门是往里开的。
  勒恩用脚将门推开,向屋里望去,随即吃了一凉,他松开鼻子,又看了一次,这回看得更仔细了。
  “我的妈呀。”他自言自语说。
  勒恩往前踏了一步,让外层的门弹回原处,然后戴上眼镜,开始检查金属框里的名片。
  “老天爷。”他说。
  警员已收起黑色笔记本,拿出警徽,像念珠一样捏在手里。
  好笑的是,勒恩想到警徽不久后就要被取消了。长久以来众人争执不休的话题——警徽应挂在胸口以直接表明身份,还是藏在口袋里——将无疾而终、不了了之。以后警徽会被普通的识别证所替代,警察只要穿上制服就成了。
  “你叫什么? ”勒恩朗声问道。
  “安德松。”
  “你什么时候到的? ”
  警员看看表。
  “两点十六分,也就是九分钟前,我们刚好在附近的欧丁广场。”
  勒恩摘下眼镜,看了一眼穿制服的男孩儿,这个小鬼脸色青绿,彻底失控地对着脸盆狂吐。年长的巡警顺着勒恩的视线看过去。
  “他只是个警校学生。”他低声下气地说,“这是他第一次出巡。”
  “最好去帮他一下。”勒恩说,“还有,去请第五分局加派五六个人过来。”
  “请第五分局紧急出动,是,长官。”安德松说,差点儿没行举手礼或立正站好。
  “等一下,”勒恩说,“你在这里有没有看到任何可疑的事? ”
  也许他表达得不是很好,警员听了之后一脸困惑地瞪着病房门口。
  “嗯,呃……”他支支吾吾地说。
  “你知道里面那个人是谁吗? ”
  “是尼曼组长吧? ”
  “没错。”
  “我还以为你看不出来呢。”
  “是啊,”勒恩说,“差点儿看不出来。”
  安德松离开了。
  勒恩拭着额上的汗,思索下一步该怎么做。
  他想了十秒钟,然后走到公共电话旁,拨了马丁’贝克家的电话。
  “喂,我是勒恩,我在萨巴斯贝里,能过来吗? ”
  “好。”马丁·贝克说。
  “快点儿。”
  “好。”
  勒恩挂上听筒,走回其他人身边等着。他把自己的手帕递给警校生,男孩儿不好意思地擦擦嘴。
  “对不起。”他说。
  “任何人都有可能这样。”
  “我真的忍不住。这种事常发生吗? ”
  “不会。”勒恩说,“我当了二十一年警察,老实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
  说完他转身对卷发男子说:“这里有精神病房吗? ”
  “Nix verstehen 。”医生说。
  勒恩戴上眼镜,看着医生白外套上的塑料名悼。
  上面印着他的名字:乌兹库科科图普兹医师。
  “噢。”他对自己说。
  然后摘掉眼镜,静静等待。
                第六章
  那房间长十五英尺,宽十英尺,高度近十二英尺,颜色十分单调——天花板呈污白色,而灰泥墙则似灰非黄。地上铺着灰白色大理石砖,窗框和门都是淡灰色。窗前挂着厚重的浅黄绸缎帘子,后面还有一层薄薄的白绵帘。白色的铁架床上是同色的床单和枕套,旁边有灰色的床头柜和浅棕色的木椅。家具上的漆都掉了,粗糙的墙面斑斑剥剥,天花板上的灰泥也多有剥落,有几处透着淡褐色的水渍。所有东西都很旧,却十分干净。桌上有个镍银制的花瓶,里头插了七朵淡红色玫瑰,外加两个玻璃杯、一只玻璃花瓶、一个里边放了两颗小药丸的透明广口瓶、一个小型的白色晶体管收音机、一颗吃了一半的苹果,以及一个装着淡黄液体的大玻璃瓶。下边架子上放了一沓杂志、四封信、一本线格纸、一枝有四种颜色墨水管的华特曼钢笔和一些散落的零钱——详细说,是八枚十欧尔、两枚二十五欧尔,以及六个一克朗的钱币。桌上有两个抽屉,上层放着三条用过的手帕、一块塑料盒装肥皂、牙膏、牙刷、一小瓶刮胡液、止咳片,以及一个放指甲剪、锉刀和剪刀的皮盒子。另一个抽屉里有皮夹、电动刮胡刀、一小包邮票、两只烟斗、烟草袋和一张印着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的空白明信片。椅背上挂了几件衣服——一件灰色棉外套、相同质地和颜色的长裤和一件长及膝盖的白衬衫。椅座上放着内衣裤和袜子,床边有双拖鞋。
  一件米色浴袍挂在门边的衣钩上。
  房里只有一种颜色显得格外突兀——那片触目惊心的猩红。
  死者侧躺在床与窗户之间,由于咽喉伤口极深,头部几乎呈九十度角向后仰。他左脸颊贴着地板,舌头从张大的嘴中伸出,破裂的双唇间斜伸出断掉的假牙。
  死者往后仰时,大量鲜血从颈动脉中喷出,溅得床单上片片殷红,洒得床头柜上的花瓶血斑点点。
  死者腹部的伤口将他的衬衫整个染湿,在尸体边汇聚成一大摊血泊。从伤口判断,应是有人一刀捅穿死者的肝胆脾胃和胰脏,大动脉也被刺穿了。
  死者的血可以说是在几秒钟内流光的,他的皮肤青白得近乎透明,额头、胫骨和脚掌部分儿乎可以看透。
  尸骸上那道十英寸长的切口大剌剌地张着,刺破的脏器从腹膜边挤压而出。
  这人几乎被砍成两半。
  即使勒恩这种经常与血腥暴力为伍的人,对眼前这种惊悚的画面还是难以消受。
  不过马丁·贝克从踏进房门那一刻起,表情从头到尾就没变过。外人看起来,会觉得他只是在例行公事而已,就像跟女儿去餐馆吃喝、更衣、做帆船模型、就寝前看点儿书,然后突然十万火急地赶去帮人查案一样。最糟的是,连他自己也觉得没什么。马丁·贝克绝不容许自己畏缩,他天不怕地不怕,却害怕自己的冷漠。
  现在已经凌晨三点十分了,马丁·贝克在床边席地而坐,冷静地仔细检查尸体。
  “没错,是尼曼。”他说。
  “是啊,我猜也是。”
  勒恩站起来在桌上的物件堆中东摸摸,西看看。他突然打个大呵欠,然后不好意思地遮住嘴。
  马丁·贝克很快地看了他一眼。
  “你有时间表之类的记录吗? ”
  “有。”勒恩说。
  他拿出一小本笔记,上面用蚂蚁一样小的字写了一些东西。勒恩戴上眼镜,然后絮絮叨叨地念道:
  “有位助理护士在两点十分打开房门,她没听见或看见任何异常状况。护士是做例行查房,那时尼曼就已经死了。护士两点十一分打电话报警,欧丁广场附近的巡警两点十二分接获通报,三四分钟后就赶到了,他们在两点十七分向刑事组报案,我两点二十_ 二分抵达,二十九分打电话给你,你在两点四十四分赶到。”
  勒恩看看自己的表。
  “现在是两点五十二分,我到现场时,他大概已经死了快半小时。”
  “是医生说的吗? ”
  “不是,是我自己按尸体温度跟血液凝结的情况推断的——”
  勒恩停下来,好像觉得自己骤下结论有失武断。
  马丁.贝克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揉着鼻梁,心中若有所思。
  “那么一切应该发生得很快了? ”他说。
  勒恩没回答,心里好像在想别的事。
  过了一会儿后,勒恩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你来吧,并不是因为……”
  他停下来,似乎有些心烦意乱。
  “不是因为什么? ”
  “不是因为尼曼是刑事组长,而是因为……因为这个,”勒恩胡乱指着尸体说,“因为他死得很惨。”他又顿了一秒,然后提出新的见解。“我是说,下这种毒手的人一定是疯了。”
  马丁·贝克点点头。
  “是的,”他说,“看起来确实如此。”
                第七章
  马丁·贝克开始感到不安了,有些思绪来得十分模糊且难以捉摸,那情形有点儿类似看书看得昏昏欲睡时,只会呆望着书本,连书页都忘记翻动。
  他得努力集中心绪,把握住这些一闪即逝的念头。
  除了这些看不到、摸不着的感觉外,他心中还有另外一股隐忧。
  那是一种对危险的预感。
  他觉得就要出事了,而且他应该不计代价去阻止,问题是,他不知道是什么事,更不知该如何防范。
  马丁·贝克以前只要闲久了,也会有类似的感觉,他的同事对他这种情形往往一笑置之,称之为“直觉”。
  警务工作是建立在现实情况、例行调查、耐性毅力和组织分析上,许多难办的案子虽因机缘巧合而破案,但机缘巧合并不等于运气或意外。犯罪调查讲求的是把种种巧合编织成一张细密贯串的网络,经验法则和孜孜不倦的态度在侦察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远比灵感、直觉重要,绝佳的记忆和丰富的常识,也比聪明才智更具价值。
  直觉在实际的警务工作里,根本无足轻重。
  直觉连基本条件都称不上,就像星象学和相面术一样,不能算是科学。
  尽管马丁·贝克非常不愿意承认,但他真的就是直觉很强,而且好几次都是直觉将他引到正确的办案方向。
  而且有些简单、实际、偶发的事物,也会影响他的心情。
  像勒恩就是一例。
  马丁·贝克对跟他工作的人要求很高,这都得怪科尔贝里。
  马丁·贝克最早在斯德哥尔摩担任刑警,后来转到瓦斯贝加的警政署刑事局工作,多年来科尔贝里一路相随,是他最得力的助手。科尔贝里向来与马丁·贝克配合得天衣无缝,他能提出最棒的推断,问出最关键的问题,并提供适当的线索。
  可是科尔贝里此刻不当班,他应该在家里睡觉吧,马丁·贝克又找不到正当理由把他吵醒,这样是违反规定的,对勒恩更是一种侮辱。
  马丁·贝克期望勒恩能做得更多,或至少说句他也感觉到危险之类的话,提出一些推论或臆测,让马丁·贝克可以去反驳或追查。
  可是勒恩什么也没讲。
  他只是冷静、有效率地执行自己的任务,目前调查工作归他做,人家很尽责地把每件该做的事都做好了。
  窗外园区用许多绳索和拒马围了起来,几辆巡逻车开过来,车前灯打在地上,斑斑点点的白光从警用手电筒中射出,凌乱地晃过地面,像惊惶逃避入侵者的沙蟹在沙滩上四下逃逸。
  勒恩已经一一查过床头柜及里面的东西了,除了一般个人用品和几封健康人士写给重病患者那种搔不到痒处的问候信外,什么也没找到。第五分局的人员搜过旁边几个房间和病房,也没发现什么。
  马丁·贝克若想知道一些特别的事,他就必须问,而且还得用明确易懂的方式去问,勒恩才不至于误解。
  总之,事实摆明了他们两个合作不来,这点他们很多年前就发现了,因此通常会避开单独合作的机会。
  勒恩很清楚马丁·贝克对他的评价并不高,因此老觉得自卑。马丁·贝克则知道自己跟对方话不投机,所以也就分外沉默。
  勒恩拿出他的宝贝办案工具箱,采到几枚指纹,并将房里的几件证物及外边的地面部盖上塑料布,以防重要细节遭到自然力或人为的粗心破坏。他采到的物证大半都是脚印。
  马丁·贝克每年此时都会感冒,鼻塞、流鼻涕、咳嗽样样不缺,而勒恩对此竟然毫无反应。事实上他连一句“你还好吧”
  都不懂得问,显然他娘从小没把他教好,连句问候语都不会。就算他想到了,也是闷在肚子里。
  两个人一点儿默契都没有,马丁·贝克觉得自己应该打破沉默。
  “你不觉得整间病房看起来有点儿老气吗? ”他问。
  “是啊。”勒恩说,“本来明天这里就要清空整修或改装成别的用途,病人会迁到中央大楼的新病房去。”
  马丁·贝克一听,立刻有了新的想法。
  “我正在纳闷凶手到底用什么凶器,”过了一会,他又喃喃自语说:“也许是弯刀或武士刀吧。”
  “都不是,”刚走进房里的勒恩说,“我们找到凶器了,就在窗外十二英尺远的地方。”
  两人一起到外边查看。
  在冰冷的白色光圈下,赫然躺着一把尖利的刺刀。
  “是刺刀。”马丁·贝克说。
  “嗯,没错,卡宾枪用的。”
  点四五口径的卡宾枪是常见的军甩枪,大部分由炮兵和骑兵使用。马丁.贝克在服兵役时就有一把,现在军队里大概已经不用这种武器了。
  刺刀上沾满了血块。
  “有办法从槽沟上取到指纹吗? ”
  勒恩耸耸肩。
  这人真是三拳打不出个闷屁来,每句话都得逼着才会说。
  “你打算让刀留在那儿等血干吗? ”
  “是啊,”勒恩说,“这样好像也不错。”
  “我想尽快跟尼曼的家人谈谈,你觉得这么晚去打扰他妻子好吗? ”
  “应该没关系吧。”勒恩不甚确定地说。
  “我们总得着手做点儿什么,你要一起去吗? ”
  勒恩喃喃说了句话。
  “你说什么? ”马丁·贝克问,一边擤鼻涕。
  “得找个摄影师过来,”勒恩说,“是的,没错。”
  可是他的语气似平一点儿也不在乎。
                第八章
  勒恩走到车边坐到驾驶座上等马丁·贝克,后者负责把这个不幸的消息通知尼曼太太。
  “你跟她说了什么? ”马丁·贝克坐到他身边时,勒恩问道。
  “只说他死了。看来尼曼病得很重,所以她似乎不怎么惊讶,不过现在她一定很纳闷,她丈夫死了跟警方有什么关系。”
  “她的声音听起来如何? 很震惊吗? ”
  “是啊,当然啦。她本想搭出租车直接赶到医院,现在医生在跟她谈,希望医生能劝她待在家里。”
  “是啊,万一让她看到尼曼,一定会吓死的,这件事光说说都已经很吓人了。”
  勒恩沿达拉街往北朝欧丁路开过去。伊斯曼牙科中心外面停了一辆黑色大众车,勒恩朝车子点点头。
  “这车也真是的,停在非停车区还不够啊,竟然还歪斜在人行道上,幸好咱们不是文通部的,算这家伙走狗屎运。”
  “说不定那家伙喝醉了,才会把车停成那样。”马丁·贝克说。
  “说不定是个姑娘呢。”勒恩说,“一定是女人停的,女人开车子——”
  “你对女人的成见太深了吧,”马丁·贝克说,“这话要是让我女儿听见,一定会训你一顿。”
  车子从欧丁路右转,开过古斯塔夫教堂和欧丁广场。出租车站里有两辆亮着“空车”的出租车,市立图书馆外的红绿灯下有辆黄色清洁车正闪着橘灯,等待信号灯变绿。
  马丁·贝克和勒恩默默继续前行,他们转到西维尔路,慢慢绕过街角的清洁车,在经济学院旁左转上国王使特街。
  “真他妈的。”马丁·贝克突然骂道。
  “是啊。”勒恩说。
  车里又是一阵沉默。当他们开过贾尔伯爵路,勒恩放慢车速,开始寻找门牌号。市民学校对面有间公寓的门开着,一个年轻人伸出头朝他们看,两人停车走过马路,年轻人把门拉开。
  等两人到门口时,才发现这男孩儿比从远处看时还要年轻。男孩儿几乎跟马丁·贝克一样高,但看上去最多不会超过十五岁。
  “我叫斯特凡,”他说,“家母正在楼上等候。”
  两人跟着男孩儿来到二楼,看见有问房门微微开着。男孩儿带他们穿过走廊进入客厅。
  “我去请我妈过来。”他低声说,然后消失在走廊上。
  马丁·贝克和勒恩依然站在房间中央,他们四下看看,客厅非常整洁,有一套一九四零年代的家具,包括一张沙发、三张有花色椅垫的漆面木制安乐椅,以及一张同样木质的椭圆形桌子。桌上铺着白色蕾丝桌布,桌布中央摆了水晶大花瓶,里面插了艳红的郁金香。面街的两扇窗垂着白色蕾丝窗帘,窗帘后是成排悉心照顾的盆栽。房间尽头处的墙上是一大片漆亮的桃花心木书架,书架一半摆着皮面书,另一半则是各式纪念品和小玩意儿,墙边到处是放着银器和水晶器皿的小桌子。最后还有一架盖着琴盖的黑钢琴,琴上是成排框好的家族照片。四周墙面上挂了几幅用金橘色画框框好的静物及风景画。房子正中央有盏水晶吊灯,两人脚下踩的是酒红色的东方地毯。
  马丁·贝克将房里的细节一一记在晌海里,同时聆听从走廊上传来的脚步声。勒恩走到书架旁,正在看一只黄铜制的鹿铃。铃的一边装饰着色彩鲜丽的白桦树、驯鹿和拉普兰人,还用红色的装饰字母写着芬兰文。
  尼曼太太随儿子走进客厅,她身穿黑毛衣、黑鞋黑袜,手里紧紧握着白色的小手绢,刚才一定是在哭。
  贝克和勒恩向她自我介绍,但她看起来好像没听进去。
  “请坐。”说完她也在花垫椅上坐下。
  等两位警官坐定后,尼曼太太用绝望的眼神看着他们。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她细着嗓子问。
  勒恩掏出手帕,仔细慢慢地擦去鼻头上的冷汗。马丁‘贝克也没敢指望这家伙能帮他什么。
  “尼曼太太,如果你有任何可以镇静情绪的东西——我是指药丸之类的,我想你最好先吞一两颗。”马丁·贝克说。
  坐在钢琴椅上的男孩儿立刻站起来。
  “爸爸有——浴室柜子里有镇定剂。”他说,“我去拿来好吗? ”
  马丁·贝克点点头。男孩儿去浴室拿来药丸和水,马丁·贝克看看标签,在瓶盖里倒了两粒药丸,然后递给尼曼太太,她顺从地将药和水一起吞下去。
  “谢谢,”她说,“现在请告诉我你们想知道什么吧。斯蒂格人都走了,再做什么其实都没用了。”她把手帕压在嘴上,因此说话声音很闷。“为什么不让我去看他? 他毕竟是我丈夫啊,院方到底把他怎么了? 那个医生……他的语气很奇怪……”
  尼曼的儿子走过去坐在母亲椅子的扶手上,用手搂着她的肩。
  马丁·贝克把椅子转过来,直接面对尼曼太太,然后瞥了一眼静静坐在沙发上的勒恩。
  “尼曼太太,”他说,“你丈夫不是病死的,是有人闯入病房里把他杀了。”
  女人瞪着他。马丁·贝克从她的眼神看出她过了好几秒后才理解了他的话。她垂下手,拿手帕抚住胸口,脸色白得吓人。
  “杀害? 有人杀他? 我不懂……”
  他儿子的脸色也好不到哪儿去,搂住母亲的手揽得更紧了。
  “是谁干的? ”她问。
  “还不知道,两点刚过时,护士发现他躺在房间地板上。有人从窗口溜进去用刺刀杀了他,整个过程不到几秒钟,我想他还没弄清楚发生什么事,就被杀死了。”马丁·贝克安慰地说。
  “根据所有迹象显示,他是被突然袭击的。”勒恩表示,“如果他有时间反应,一定会自保或挣扎,可是现场看不出任何反抗的痕迹。”
  女人现在望着勒恩。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她问。
  “我们也不知道。”勒恩说。
  他就说了这么多。
  “尼曼太太,也许你能帮我们查出真凶。”马丁·贝克说,“我们不想造成你不必要的痛苦,但有几个问题我们得问一问。
  第一,你想得到可能是谁下手的吗? ”
  女人绝望地摇摇头。
  “你丈夫受过什么威胁吗? 或者有人有杀他的动机? 有人威胁过他吗? ”
  她继续摇着头。
  “没有,”尼曼太太说,“怎么会有人威胁他? ”
  “有人恨他吗? ”
  “怎么会有人恨他? ”
  “请你仔细想想,”马丁·贝克说,“会不会有人觉得你丈夫害了他? 毕竞他是警官,这工作很容易树敌的。他有没有提趔有人出狱后想杀他或威胁过他? ”
  一开始尼曼太太困惑地看着儿子,然后看看勒恩,再转回来看着马丁·贝克。
  “我不记得有这种事,如果斯蒂格说过,我一定会记得的。”
  “爸爸不太谈他的工作,”斯特凡说,“你们最好去问警局的人。”
  “我们也会去问的,”马丁·贝克说,“尼曼先生病了多久了? ”
  “很久了,我都记不起有多久了。”男孩儿说,然后看看母亲。
  “从去年六月开始,”她说,“仲夏前生的病,他胃痛得厉害,一放完假就去看医生。医生以为是溃疡,要他请病假,此后他就一直在请病假了。他看过好几个医生,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开的药也不同。三个星期前,他去萨巴斯贝里,他们一直帮他做检查和测验,可还是查不出病因。”
  谈话似乎有助于她分散注意力,抑制心中的震惊。
  “爸爸以为自己得了癌症,”男孩儿说,“但医生都说不是,可是他一直病得很重。”
  “这段期间他都在做什么? 从去年暑假后他就没工作了吗? ”
  “是啊。”尼曼太太说,“他真的病得很重,一痛就是好几天,只能躺在床上。他吃了很多药,可是帮助不大。去年秋天他回局里了几趟,说是去看看局里的情况,可是他无法工作。”
  “尼曼太太,你想想看,他是否说过或做过跟他今天的死有关的话或事情? ”马丁·贝克问。
  她摇摇头,开始哭泣起来,茫茫然地看着前方。
  “你有兄弟姐妹吗? ”勒恩问男孩儿说。
  “有,我有个姐姐,不过她结婚了,住在马尔默。”
  勒恩探询地看了马丁·贝克一眼。马丁·贝克一边看着面前的两个人,一边若有所思地用手指来回卷动香烟。
  “那我们走了,”他对男孩儿说,“相信你会照顾你妈妈的,不过我想你最好还是找个医生过来,给她吃点儿药让她入睡。
  这种时候你能请到医生吗? ”
  男孩儿站起来点点头。
  “布隆贝里医生,”他说,“我家有人生病时,他都会过来。”
  男孩儿到走廊上,两人听到他拨电话,一会儿电话似乎有人接听了。男孩儿只讲了几句话便回来站在母亲身边。他现在看起来比刚才在门口时更像个大人了。
  “医生待会儿就来。”男孩儿说,“两位不必等了,他马上到。”
  两人站起身,勒恩走过去把手搭到妇人肩上,尼曼太太没动,两人向她道别时她也没反应。
  男孩儿送他们到门口。
  “也许我们还会再来。”马丁·贝克说,“我们会先打电话了解一下你妈妈的状况。”
  当他们走到大街上时,马丁·贝克转身问勒恩:
  “你应该认识尼曼吧? ”
  “不是特别熟。”勒恩搪塞地回答。
                第九章
  马丁·贝克和勒恩回到犯罪现场时,看见有蓝白两色的闪光灯在医院的帐篷前闪动。又有两辆车到了,车子前灯开着,停在调头的地方。
  “看来摄影师已经到了。”勒恩说。
  两人下车时,摄影师朝他们走来,他没背相机袋,只是单手拿着相机和闪光灯,口袋里塞满一卷卷的底片、闪光灯炮及镜头。马丁·贝克以前在犯罪现场也见过这个人。
  “错了,”他对勒恩说,“看来是报社的人先到。”
  这位小报摄影师上前跟他们打招呼,并在两人走向门口时拍了张照片。同一份报纸的记者则站在台阶下,正在采访一名巡警。
  “早啊,警官。”记者一看到马丁·贝克便说,“我大概不能跟你一起进去吧? ”
  马丁.贝克摇摇头,跟着勒恩一起拾阶而上。
  “至少跟我说几句嘛。”记者紧追不合地说。
  “回头再说。”
  马丁·贝克说完帮勒恩拉开门,关门时差点儿没撞到记者的鼻子,后者扮了个鬼脸。
  警方的摄影师也到现场了,正背着相机袋站在死者房外。
  走廊再过去一点儿,站着那个怪名字医生和第五分局派来的便衣探员。勒恩跟摄影师一起走进病房,让摄影师开始工作。马丁·贝克向走廊上那两个人走过去。
  “怎么样? ”他问。
  同样的老问题。
  叫哈松的便衣挠挠脖子。
  “我们跟走廊上大部分病人都谈过了,没人看到或听见任何动静。我正在问乌克……乌克……问这位医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跟其他病人谈一谈。”
  “你问过隔壁房的人吗? ”马丁·贝克问。
  “问了,”哈松说,“而且所有病房都问过了,没人听见任何声响,不过这种旧大楼的墙都很厚。”
  “我们可以等到他们吃早餐的时间。”马丁·贝克说。
  医生没说什么,显然他不会说瑞典语。过了一会儿,他指着办公室用英文说:
  “得走了。”
  哈松点点头,穿木底鞋的卷毛医生便咚咚咚扬长离去。
  “你认识尼曼吗? ”马丁·贝克问。
  “不怎么认识,我从没在他的辖区工作过,不过我们常碰面,他在警界待了很久。十二年前我还是新手时,他已经是刑事警察了。”
  “你知道有谁跟他很熟吗? ”
  “去克拉拉问问吧,”哈松说,“他生病前就是在那儿工作的。”
  马丁·贝克点点头,看看盥洗室门顶上的电子钟,四点四十五分。
  “我大概会过去看一下。”他说,“反正目前我在这里没别的事可做。”
  “去吧。”哈松说,“我会告诉勒恩你去哪儿了。”
  马丁·贝克到外头深深吸了一口气,沁凉的夜清新而洁净,记者和摄影师已经不见踪影了,但巡警还站在台阶底下。
  马丁·贝克朝他点点头,然后走向停车场。
  过去十年来,斯德哥尔摩市中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整个地区夷平后重新建设,街道拓宽,公路四起。都市建设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剥削土地的价值,而非创造一个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城中心不仅百分之九十的大楼被拆除掉,原有的街道设计更是彻底改动,破坏严重天然地形。
  斯德哥尔摩的居民怅然痛心地看着耐用又无可取代的老公寓被一一铲平,换上了难看的办公大楼。他们无奈地目睹自己安居和工作的宜人环境被捣成瓦砾,不得不迁到遥远的郊区。
  市中心变得震耳欲聋,几乎全被工地堵死,而新的斯德哥尔摩便从中慢慢茁壮成长,渐渐有了喧嚣宽阔的交通要道、闪亮崭新的玻璃建筑和钢铁大楼、硬实单调的水泥外貌,以及都市的荒漠冷寂。
  在这狂乱的现代化过程中,似乎只有城里的警察局被完全忽略了。昕有市中心的警察局都十分陈旧破烂,而且大多因警力逐渐扩张而变得拥挤不堪。马丁·贝克正要去的这所位于里洁林街的第四分局,空间不足的问题就非常严重。
  马丁·贝克在克拉拉警局前下出租车时,曙光已开始显露,太阳就快要升起了。天空见不到一丝云彩,看来今天虽冷,但应该会相当晴好。
  他走上石阶推开大门,右手边是总机,目前看不到人,另一个柜台后方站着一名灰发的老警员。警员摊着早报,正趴着看报。见到马丁·贝克进来,老警员坐直身体摘下眼镜。
  “是贝克警官啊,这么早就在忙啦。”他说,“我正在报上找尼曼组长的消息,听起来好像很恐怖。”
  他又把眼镜戴上,舔湿大拇指,翻着报纸继续说:
  “他们好像没来得及报道。”
  “是啊,”马丁·贝克说,“我想他们是来不及。”
  斯德哥尔摩的早报早早就付梓了,也许在尼曼遇害之前就已经准备发送报了。
  马丁·贝克走过柜台进入值班室,里面没人,桌上放着早报、两个塞爆的烟灰缸和几个咖啡杯。他从审讯室的窗门看到值班警官正坐着盘问一名留着金色长发的年轻女人。警官看到马丁·贝克时,站起来跟女人说_ ,几句话,然后走出小小的审讯室,关上门。
  “嗨,”他说,“你要找我吗? ”
  马丁·贝克在桌边坐下,把烟灰缸拿到面前,然后点根烟。
  “我没想要找特定的人,”他说,“你有几分钟空闲吗? ”
  “请等一下好吗? ”警官说,“我把这个女人转到刑事组去。”
  他一溜烟跑掉,几分钟后跟一名巡警回来,从桌上拿起一个信封交给巡警。女人站起来把皮包甩到肩上,然后决速地朝门口走去。
  “走吧,小伙子,”她头也不回地说,“咱们去兜兜风。”
  巡警看看警官,警官耸耸肩,一脸好笑的表情。巡警戴上帽子,跟在女人后面出去了。
  “她好像把这儿当她家。”马丁·贝克说。
  “是啊,这不是她第一次来了,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警官在桌边坐下,开始把烟斗里的烟灰清到烟灰缸里。
  “尼曼的遭遇太惨了。”他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
  马丁·贝克大略说了一下情形。
  “唉,”警官说,“下这种毒手的人太丧心病狂了,可是为什么会挑上尼曼呢? ”
  “你认识尼曼吧? ”马丁·贝克问。
  “不是很熟,他不是那种跟别人嘻嘻哈哈的人。”
  “他是被特别指派到这里的吧? 他什么时候到第四分局的? ”
  “他们三年前给他一问办公室,那是一九六八年二月的事了。”
  “他为人怎么样? ”马丁·贝克问。
  警官把烟斗填满,点燃后才开始答话。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我想你也认识他吧? 他很有野心,非常顽固,没啥幽默感,观念也很保守。年轻同事虽然跟他没什么接触,不过都有点儿怕他。尼曼很严厉,不过我说过,我其实对他了解不深。”
  “他在局里有没有交情好的朋友? ”
  “在第四分局里倒没有,他跟我们的警员处得并不好,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警官想了一会儿,然后神秘而古怪地看着马丁·贝克。
  “嗯……”他说。
  “怎么了? ”
  “我想他在总部应该还有朋友吧? ”
  马丁·贝克没回答,反而问了另一个问题。
  “敌人呢? ”
  “不知道,也许有吧。不过在这儿应该没有,就算有也不至于想置他于——”
  “你知道不知道他有没有受过威胁? ”
  “不知道,这种话他不会对我倾诉的,而且——”
  “而且什么? ”
  “而且尼曼这种人不可能容许别人威胁他。”
  审讯室里的电话响了,警官进去接电话,马丁·贝克走过去,手插口袋站在窗边。警局里很安静,唯一听得到的声音是警官的电话对谈,以及总机老警员的干咳声——也许楼下的缉捕小组会比较忙吧。
  马丁·贝克突然觉得很累,眼睛因缺乏睡眠酸疼不已,喉咙也因抽太多烟而干得不得了。
  看来这通电话要打很久,马丁·贝克呵欠连连地翻着早报,看看头条新闻,偶尔看一眼照片解说,不过都没读到心上。最后他合上报纸,走到审讯室敲敲窗。还在电话中的警官抬起头,马丁·贝克示意自己要走了,警官挥挥手,然后继续打电话。
  马丁·贝克点起另一根烟,心不在焉地想,从昨天凌晨到现在的二十四个小时里,这应该是他的第五十根烟了吧。
                第十章
  如果你真的想被抓,就去杀警察吧。
  这个法则放诸四海皆准,尤以瑞典为甚。瑞典的犯罪史上有许多悬而未决的谋杀案,但其中没有一起涉及弑警案。
  只要有同事遇害,警方办起案来就似乎有如神助。平时抱怨的人力不足、援助短缺等问题,突然都不见了,他们可以火速动员几百名人力来调查一件通常最多由三四人承办的案子。
  在警察头上动土的人,最后一定会被绳之以法。倒不是因为社会大众跟英国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力挺捍卫法律秩序的人民保姆,而是因为这批警察首长的私人军队突然知道自己要什么了,更有甚者,他们还要得非常迫切。
  马丁·贝克站在里洁林街上,享受清晨的舒爽。
  他并没带枪,但外套右仂口袋里有一封警政署的信函,那是最近一份社会学研究的复印本,昨天他才在办公桌上看到的。
  警方对社会学家很有意见——尤其最近几年他们开始大量研究警察的活动及态度问题之后——警方高层对他们的报告总是抱有极大怀疑。也许那些高宫发现,光是给那些搞社会学的人扣上共产党或破坏分子的帽子,是很难让自己站得住脚的。
  社会学家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 马尔姆督察最近才愤愤地破口大骂。马尔姆算是马丁·贝克的长官。
  也许马尔姆说得对。社会学家什么点子都有,比如,他们宣称分数只要到达及格线,就可以进警校就读,而且斯德哥尔摩的巡警平均智商已经掉到九十三。
  “胡说八道! ”马尔姆怒斥道,“完全是在胡说! 咱们的智商再低,也不会比纽约的警察还差! ”
  马尔姆刚刚从美国考察回来。
  马丁·贝克口袋里的那份报告提出了几项有趣的新发现,证实警务工作未必比其他职业危险,许多其他职业的风险反而比当警察高。建筑工人和伐木工人的工作风险就高出很多,更甭提码头的装卸工、出租车司机或家庭主妇了。
  可是一般人都认为警察工作的危险『生特别高且特别辛苦,而且薪资偏低。没错,大家确实这么想,但那是因为其他职业所扮演的角色不像警察那样醒目,而且每天都必须经历一些风风雨雨。
  报告中的数据充分,比如受伤的警员人数与每年遭警方凌虐的人数相比,前者简直无足轻重,诸如此类的。
  这情形不仅见于斯德哥尔摩,以纽约为例,死于执勤的警察每年平均七名、出租车司机每月两人、家庭主妇每周一人,而失业人士则是平均一天一个。
  对这些讨厌的社会学家而言,没有什么是值得尊重的。有一组瑞典社会学家甚至还拿英国警察开刀,说是因为英警没有配枪,所以才不像其他国家警察一样煽动暴力,所以他们也不用太得意。就连丹麦当局也发现了这项事实,因此警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获准携枪。
  不过斯德哥尔摩的情形就不一样了。
  昨天马丁·贝克看着尼曼的尸体时,突然开始思考这个研究报告。
  现在他又在想那份报告了,马丁·贝克发现该研究的结论相当正确,更荒谬的是,他觉得那些结论跟他目前接管的这个谋杀案,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
  当警察并不危险,其实会造成危险的正是警察,不久前他才看过一具被屠杀的警察尸体。
  马丁·贝克发现自己的嘴角竟然开始抽搐,有那么一会儿,他很想坐在里洁林街的台阶上放声大笑。这整件事实在太荒谬了。
  他突然想到,自己最好回家拿枪。
  他已经一年多没瞄准了。
  一辆空出租车从斯蒂勒广场驶过来。
  他挥手将车拦下。
  黄色出租车身两边涂着黑色条纹,按以前规定,所有斯德哥尔摩的出租车都得漆成黑色,最近才放宽的。马丁·贝克坐进司机旁边的位子上。
  “科曼街八号。”他说。
  话才说完,马丁·贝克便认出了司机,他是那种在下班时间开车赚外快的警员。马丁·贝克会认出他纯属巧合。几天前他在中央车站外看到两个笨警察,把一个年轻的酒后驾车的司机从心平气和搞到暴跳如雷,最后这两人也失控了。眼前这位开车的司机就是两名笨警之一。
  他年约二十五,极为饶舌。
  这人大概是天生多嘴,加上他的正职不容他乱发牢骚,所以全倾诉给车里的客人了。
  一辆卫生局的扫洒车暂时挡住他们的去路,兼差的巡警焦躁地看着一幅电影海报,那是理查德·阿滕伯勒的《里灵顿街十号》。
  “《里灵顿街十号》? ”他说,“这破片儿有什么好看的,还不是你杀我我杀你,惨不啦唧,一堆倒霉催的,没意思极了。”
  马丁·贝克点点头。这位巡警显然没认出长官,以为他点头是表示赞同,随即又口若悬河地说:
  “你知道吧,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耶群外国人造成的。”
  马丁·贝克没说话。
  “不过也不能一竿自打翻一船人,那样做可不对。比如,跟我一起开这辆车的就是葡萄牙人。”
  “哦? ”
  “是啊,你哪儿都找不到比他好的人了啦,人家工作努力又老实,而且开车技术一流! 你知道为什么吗? ”
  马丁·贝克摇摇头。
  “嘿,因为他在非洲开了四年坦克。葡萄牙有个叫安哥拉的地方在打仗,人家在那儿为了自由打得你死我活,可是瑞典这儿什么都不知道。这家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四年里至少打死了几百个共产党。你在他身上,真可以看到军人钢铁般的纪律呢。人家工作一丝不苟给你做好,赚的钱比我认识的人都多。就算碰到喝醉酒的芬兰人,钱一厘也不会少赚。那些领社会福利的游民越来越多了。”
  幸好这时车子停到马丁·贝克住的大楼外,他要司机等等,让他上楼回公寓一下。
  那把七点六五毫米的沃尔特枪就放在书桌锁好的抽屉里,弹匣则放在另一间房的锁屉里。他把弹匣安装到枪上,在外套右袋又塞了一盒弹匣,然后翻找了五分钟,才在衣柜的一堆旧领带和T 恤中找到插枪用的肩套。
  马丁·贝克回到街上,多话的巡警正靠在黄色出租车边愉快地哼歌。他客气地拉开门,坐进驾驶座,正想开口接着往下说,却被马丁·贝克打断了。
  “请到国王岛街三十七号。”他说。
  “可是那里是——”
  “没错,是刑事组,麻烦你走斯克邦街过去。”
  司机寺刻涨红睑,一路上一声都不敢吭了。
  随他怎么说吧,马丁·贝克心想。斯德哥尔摩再不好,他还是深爱着这个城市。此时此刻也许是这个都市一天中最美的时候了,朝阳照射在斯多曼河上,水面舒缓而平静,全然感受不出都市的人口密集与杂乱。他年轻时——事实上,一直到不久前——都还可以在河里游泳。
  城市码头边有艘旧的货运汽船,船上有高直的排气管,主杆上是黑色的桅木。这年头不太看得到这种东西了。一艘早班渡船驶过水面,船头顶出小小的浪花。马丁·贝克注意到烟窗上全熏黑了,旁边的名称也被白漆盖去,但他还是看得出上面写着“笛卡五号”。
  “要收据吗? ”司机在警局门外问。
  “是的,谢谢。”
  马丁·贝克走到凶杀组办公室,看了一些文件,打了几个电话,然后写了点儿东西。
  一个小时后,他整理出尼曼的生平概略,一开始是这样写的:
  斯蒂格·奥斯卡·埃米尔·尼曼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六日生于塞佛
  父:奥斯卡·亚布拉罕·尼曼,伐木工工头。
  母:卡林·玛丽亚·尼曼
  教育:在塞佛上两年小学,两年初级学校,在亚曼上五年二级中学。
  一九二八年进入职业步乓团士官学校一九三零年一等兵,一九三一年下士,一九三三年任巡警。
  毕业后尼曼便成为警官了,一开始在瓦恩德担任副警长,然后在斯德哥尔摩当普通警员。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尼曼的军事背景大受青睐,很快获得升迁。
  二次大战之初,尼曼重披军袍,而后得到晋升,接受了许多奇怪的特殊任务。战争后期,他被调到卡斯勃,一九四六年转到后备部队,一年后又重回斯德哥尔摩警界服务,担任巡警。
  马丁·贝克看到他一九四九年时的履历,那时尼曼已经是副组长了,几年后便担任辖区的组长职务。
  尼曼在不同时间曾调到市里不同辖区任职,中间偶尔因特殊任务而调回亚聂街的总局。
  他大半生都在军警界服务,长久来仕途平顺,一直担任警界高层。
  只是碍于环境,才无法更上层楼,成为常任的首都刑事组长。
  什么环境?
  马丁·贝克知道答案。
  五十年代末期,斯德哥尔摩警方进行重整,开始采纳新的领导风格与新风气,军事化思维不再流行,反动的想法也不再珍贵。总部的变革多少对辖区发生影响,升迁不再会自动轮替,有些旧例也在民主意识抬头的气氛中消失了,许多人的仕途因此走到了尽头,看不到前程何在,尼曼便是其中之一。
  马丁·贝克觉得六十年代前半期是斯德哥尔摩警政历史中极为璀璨光辉的一段。一切似乎都在进步,僵化与结党结派的歪风有望被合理的判断所取代,招募增员,就连与大众的关系也在改善当中。然而一九六五年国家化之后,这种良好风气便中断了,从此美景不再,所有善意的主张都被束之高阁。
  然而对尼曼来说,这一切来得太迟了,他最后一次掌管辖区已经几乎是七年前的事了。
  那时他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民防工作。
  他维护纪律的能力口碑绝佳,而且六十年代末期常有大型示威活动,警方常得频频向这位专家请教。
  马丁·贝克挠挠脖子,看着自己写的几行笔记。
  一九四五年结婚,子女二名,女儿安娜洛特生于
  一九四九年,儿子斯特凡生于一九五六年。
  因病于一九七零年提早退休。
  他拿起圆珠笔写道:
  一九七一年四月三日死于斯德哥尔摩。
  马丁·贝克前后又念了一遍,看看时钟,六点五十八分。
  不知勒恩那边进行得如何。
                第十一章
  城市慵懒地渐渐苏醒了。
  贡瓦尔·拉尔森也一样,他醒来后,边打呵欠边伸懒腰,把汗毛丛生的大手往闹钟上一压,掀开毛毯,将两条毛腿晃到床外。
  拉尔森披上浴袍,套好拖鞋,走到窗边看看天气。天气干爽晴朗,气温三十七度。他住的这片郊区叫波莫拉,这一带林了里有几栋很高的公寓大楼。
  拉尔森照着镜子。镜里是个壮硕的金发男子,身高还是六央尺三英寸半没变,但现在已经胖到两百三十磅了。他每年都在增重,白色丝袍下已经不再是精实的肌肉了,不过他身材还不算走样,感觉比以前还要强壮。拉尔森盯着浓眉下那对漂亮的蓝眼珠几秒钟,然后用手指把金发梳到后边,张嘴检查一口结实的牙。
  他从信箱邮递口抽出早报,走到厨房准备早餐。他泡了茶——叫Twinging的爱尔兰早餐茶——把面包烤上,然后煮了两颗鸡蛋。拉尔森拿出奶油、一些奶酪,以及三种不同口味的苏格兰果酱。
  他一边吃早餐,一边翻报纸。
  瑞典队在世界曲棍球冠军杯的表现一塌糊涂,经理、教练和球员公然互相指责,运动精神荡然无存。瑞典电视界也是斗争不断,中央管理阶层无所不用其极地干预各新闻频道。
  拉尔森心想,啥事都要管的资本主义社会,最爱干这种电影审查的事了。
  报上最大的一条新闻是:“读者有机会为三只斯堪森的熊宝宝命名”。一篇军方研究报告指出,四十岁的后备军人体能状态比十八岁的新兵好,不过这消息放在极不起眼的地方。在没人要看的文化栏里则有篇关于非洲罗德西亚的报道。
  拉尔森边看报纸,边喝茶、吃鸡蛋,咬了六片烤面包。
  拉尔森从没去过罗德西亚,但南非、塞拉利昂、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倒去过很多次,当时他是船员,已经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了。
  他吃完饭、洗好碗,把报纸扔进垃圾桶里。由于今天是周六,铺床前他会先将床单换掉,然后仔细选妥今天要穿的衣服,整齐地摆在床上,脱下睡衣,淋浴。
  拉尔森把自己的单身公寓打理得很有品位。家具、地毯、窗帘,从白色意大利皮拖鞋到旋转式诺曼地彩色电视,无一不是最高品质。
  拉尔森是斯德哥尔摩制暴组的侦查员,他不可能再往上爬了。老实说,他没被炒鱿鱼已经算奇迹了。同事们觉得这人很怪,而且几乎没人喜欢他。他自己不仅憎恨身边的同事,还讨厌自己的家人以及他那上流社会的家庭背景。拉尔森的兄弟姐妹把他当成家族之耻,因为他老爱唱反调,更重要的是,他是警察。
  拉尔森冲澡时,心里想着不知自己今天还能否活下去。
  这没什么好触霉头的,拉尔森从八岁起,每天早上刷牙准备心不甘情不愿地上学时,就会想到同样的问题。
  科尔贝里躺在床上做梦。这不是什么美梦,他以前就做过了,当他全身汗湿地从噩梦中醒来时,便会对葛恩说:
  “抱抱我,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跟他结婚五年的妻子葛恩便会揽住他,让他立即忘掉一切。
  在梦里,他的女儿波荻在五层楼高的窗口边,他想跑到女儿身边,双褪却不听使唤,只能看着女儿慢动作一般从窗口慢慢往下掉,同时尖叫着对他伸手挥舞。科尔贝里拼命想抓住女儿,肌肉却完全不听使唤,他只能眼睁睁看女儿尖叫着往下坠。
  他惊醒了,噩梦中的尖叫变成了闹钟的铃声,当他抬起头时,看到波荻就跨坐在他腿上。
  小女孩儿正在看《猫咪游记》。其实她才三岁半,还不会看书,但这个故事葛恩和科尔贝里不知为她念了多少遍,三个人都已经能倒背如流了。科尔贝里听到女儿自顾自地低声念道:
  “有个小老头长着蓝色的大鼻子,全身穿着白色的棉衣。”
  科尔贝里关掉闹钟,波荻立刻停下来,用稚嫩的童声高嚷:“嗨! ”
  科尔贝里转头看着葛恩。葛恩还没醒,被子盖到她鼻尖,太阳穴旁的黑发微湿。科尔贝里用手指轻触妻子的双唇。
  “嘘,”他低声说,“别吵醒妈妈,还有,不能坐爸爸腿上,会痛的。过来躺下。”
  他挪出空间让小鬼钻到他和妈妈之间,波荻把书拿给他,头靠在他的腋弯里。
  “念! ”她命令说。
  科尔贝里把书放到一边。
  “不行,现在不行。”他说,“你去拿报纸了吗? ”
  小女孩儿从他肚子爬过去捡起放在床边地上的报纸,科尔贝里边唉哟边感叹地把女儿抱起来放回他跟老婆之间,然后打开报纸阅览。他一口气看到十二版的国际消息,这时波荻插嘴了。
  “爸爸? ”
  “嗯。”
  “约阿希姆太坏啦。”
  “嗯。”
  “他把布布拿下来抹墙,抹整片墙呢。”
  科尔贝里放下报纸,又感叹起来。他下床走到育儿室,快满一岁的约阿希姆正站在婴儿床里,他一看到爸爸,就放开扶栏,一屁股坐到枕头上。波荻说得一点儿都不夸张。
  科尔贝里把儿予夹到臂弯下,带到浴室用莲蓬头彻底清洗了一番,然后拿毛巾将他裹好,走回房间放到还在睡梦中的葛恩身旁。他把被单和睡衣洗好,清理婴儿床和壁纸,然后拿片干净的尿布和防水裤。这期间波荻在旁边跟前跟后,她很高兴这次爸爸是生弟弟的气,而不是她,因此不时跟着敲边鼓数落弟弟的不是。等科尔贝里清理完毕后,已经是七点半了,再睡回笼觉也没意思了。
  一走进卧室,科尔贝里的心情便开始好转。葛恩醒了,正在逗约阿希姆玩。她屈膝把儿子抱在手里,让孩子在她腿上玩云霄飞车。葛恩是个迷人漂亮、智慧与幽默兼备的女人,是科尔贝里想要的梦中情人。虽然科尔贝里一生交过不少女友,但到了四十一一还是光棍一个,当时他对结婚一事已不存指望了。
  葛恩比他小十四岁,但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的。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很单纯、亲密而直接。
  葛恩对他微微一笑,抱起咯咯笑个不停的儿子。
  “嗨,”她说,“你已经帮他洗过澡啦? ”
  科尔贝里把刚才的悲惨经历说了一遍。
  “可怜的家伙,过来躺一下吧。”她说,然后瞥了一眼时钟。
  “还有时间嘛。”
  其实科尔贝里已经没时间了,不过他很容易被老婆说服,便顺势躺了下来,把手臂枕到葛恩颈下。可是没一会儿他又爬起来,把约阿希姆放到床垫上。床垫已经干得差不多了,他帮儿子包好尿片,套上绒布连身衣,往婴儿床里扔了几个玩具,然后回到葛恩身边。波荻还坐在客厅的地毯上玩她的玩具。
  过了一会儿,波荻跑进来看着夫妻俩。
  “骑马。”她高兴地说,“爸爸当马。”
  她想爬到爸爸背上,不过被她爸赶走,他还关上了门。之后两个小孩儿就很久没来吵他们了。两人亲热完后,科尔贝里在妻子的怀里再次睡去。
  科尔贝里走过马路取车时,斯卡玛布林地铁站的钟已指着八点二十三分了。科尔贝里上车前转身对站在厨房窗口的葛恩和女儿挥手告别。
  他不用开车进城去瓦斯贝加大道,如果绕道渥斯塔和杜松棱市的话,可以避开最容易塞车的地段。
  科尔贝里边开车边荒腔走板地用口哨大声吹着爱尔兰民谣。
  阳光晴和,空中飘着春天的气息,花园里的番红花和万年青正在盛开,科尔贝里的心情好极了。运气好的话,今天可以早早收工,下午便溜回家算了。葛恩要去名品酒店买些好东西,等孩子们就寝后,他们再一起共进晚餐。结婚五年,他们还是觉得两人一起在家做顿好饭,坐下来慢慢吃饭喝酒聊天,是欢度夜晚的最佳方式。
  科尔贝里酷爱美食醇酒,几年下来,肚子也多了一小圈肥肉,不过他喜欢称之为“中段”。你若以为发胖会让他身手变得迟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科尔贝里的动作依然矫健,身手灵活,当年在伞兵部队里学来的本领和技巧一项也没忘。
  他停止吹口哨,开始思索一个过去几年来一直在盘算的问题。他越来越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了,很想辞职不干。这问题本来就不好解决,加上去年他被升为副组长,加了薪,问题就更麻烦了。一个四十六岁的警局副组长是很难更换跑道、找到同样高薪的职业的。葛恩一直要他别考虑钱的事,反正孩子渐渐大了,她可以回职场工作。而且过去四年当家庭主妇时,她一直都在进修,又多学了两种语言,薪水一定会比以前高出很多。
  波荻出生之前,葛恩在一家公司担任执行秘书,所以只要她愿意,随时可以找到薪水不错的工作。不过科尔贝里不希望老婆为生计奔波,除非她自己真的想工作。
  而且,他完全不能想象自己当“家庭主夫”的模样。
  科尔贝里天生有点儿懒骨头,不过他需要有事做,生活必须有变化。
  当车子驶进警局时,科尔贝里想起今天马丁·贝克不上班。
  这表示我得在局里待一整天了,科尔贝里心想,还有,这表示我找不到半个有头脑的人交谈了。他的心情立刻跌到谷底。
  为了振作士气,科尔贝里在等电梯时,再次吹起口哨。
                第十二章
  科尔贝里连外套都来不及脱,电话就响了。
  “喂,我是科尔贝里……什么? ”
  他站在凌乱的办公桌边,茫然地看着窗外。从愉快的家居生活转换到丑恶的警察工作,对科尔贝里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他不能像马丁·贝克那样轻松自如地调整。
  “怎么回事? 好,告诉他们我马上就过去。”
  科尔贝里又去开车,这回铁定要堵车了。
  他在八点四十五分抵达国王岛街警局,把车停在外面的空地上。科尔贝里刚下车,就看见拉尔森准备驾车离去。
  两人互相点了个头,但没交谈。他在走廊上遇到勒恩。
  “你也来啦。”勒恩说。
  “是啊,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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