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起，吉多就断断续续地和我在一起工作。那时他是一个实习摄影师，我们俩都刚刚跨出大学校门。我干着一份很低级的活儿，工资也特别少；吉多每天都开车送我去上班。
离开堪萨斯后，我们就像跳探戈一般，从一个城市“跳”到另一个城市。偶尔我们也会聚在一起。在一次次的跳槽中，我们都有了业务上的升迁。最后，我成了一个大城市的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每天都必须精心梳妆打扮。吉多则成了一个电视网的记者，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冒着枪林弹雨去海湾地区采访。可随后，我们又都不约而同地辞职了。现在我制作电影纪录片，他则在洛杉矶电影学院教授电影课。
大约一年以前，我与三大新闻网之一的一家公司签订了一项合约。然后，我带着十多岁的女儿凯茜从旧金山来到了洛杉矶。
这又是一次工作调动。我默默接受了伴随着这个短期电视台工作而产生的所有烦恼——没完没了的疏忽、没完没了的解释，但我只能忍受，因为，第一，我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第二，我需要时间留在洛杉矶，好让麦克·弗林特与我之间的感情有个结果（他是洛杉矶警署刑侦科的一名侦探）。
麦克还有三个月零五天就可以享受全额养老金了；我的女儿凯茜四个多月以后就要高中毕业，秋天她将进入休斯顿的一个舞蹈学院学习。我正在拍摄的电影是我与电视网签约的最后一项工作计划。那是一部关于当代冲动而迷惘的年轻人的悲剧故事，而我们在南帕萨德纳租的房子也将在六月份到期。这一切完成之后该干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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